在上一个有关袁殊的故事中讲到，袁殊因“怪西人案”被捕，他说出了经常聊天、喝咖啡的美女，叫王莹。

　　当时是1935年，笔者写王莹“早已入党”，那时王莹多大？入党几年？这一篇就讲女明星王莹的精彩故事。

　　她的母亲王氏，是位音乐教师，给了王莹能歌善舞的天赋。可惜，母亲在王莹8岁时去世了，王莹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，饱受苦难。但她不认命，终于冲破牢笼，逃到舅母家，改姓王，考入长沙湘雅学校。在学校里，她初步展现了表演才华。

　　王莹第一次出名，是1927年。叛变，年纪轻轻的王莹（这时叫王克勤）眼看着新军阀，疯狂党员、左派人士和无辜工农，义愤填膺。她提起笔来，给湖南军阀何键写了一封公开信。在信中，她痛骂何键滥杀无辜，惨无人道。信的末尾，她署名：“你的敌人王克勤。”

　　这封信轰动一方，青年纷纷油印散发。年方14岁的学生女娃，竟敢挑战拥兵自重的一方军阀，这胆气，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

　　二十年代末、三十年代初，正是上海话剧蓬勃发展时期，在老师推荐下，王莹参演了洪深的话剧《少奶奶的扇子》。

　　这是一个良好契机。王莹从此打开了演艺界的大门，她接触的，都是中国戏剧界、电影界泰斗级人物。她以出众的演技，和认真刻苦的态度，得到他们的肯定。

　　夏衍称赞她：“王莹很有表演才华，会成为一名好演员的，我看，我们成立艺术剧社时，该吸收她入社。”

　　1930年三八节，这天是王莹15岁生日，也是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日子。不久，在五一节上，她转为党员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王莹15岁入团入党，到袁殊被“怪西人案”牵连时，已经是一个有5年党龄的“老党员”了。

　　党组织为了培养王莹，送她进大学深造。她相继入学上海艺术大学、复旦大学、暨南大学和中国公学，专攻戏剧和文学。王莹打小吃苦，现在机会难得，十分珍惜。

　　王莹是个自律性很强的女孩子，她一个人住在一间六七平方米的亭子间，认真苦读。有一次，她的朋友去看她，见她正埋头读《阿Q正传》。王莹告诉朋友，这本书她已读了四十遍，越读越爱这本不朽著作。又有一次，一位记者访问她，见她正在兴致勃勃地朗诵萧伯纳的名剧《华伦夫人的职业》。记者见她能大段大段背诵书中的台词，惊奇地问她读了多少遍？王莹打开封面里页，那上面记着王莹读这个剧本的遍数，竟是97！

　　比如排演法国悲剧《约翰曼利》，有人担心中国找不到出色的演员担纲，洪深自豪地说：“在咱中国，不但有这样的演员，还可以说是超过英、法、美等国水平的呢，这个演员，就是我的学生王莹！”

　　报刊上的剧评写道：“若是看话剧而不看王莹女士演的戏，真是平生的一件憾事。……王莹演的《约翰曼利》是出悲剧，换了我们不少的泪。昨天她演《压迫》，又让我们笑。这一次哭，一次笑，使我们钦佩得不得了！”

　　俗话说，隔行为隔山。话剧和电影在表演、台词、化妆上有很大不同，她的第一部电影是根据夏衍话剧《包身工》改编的《女性的呐喊》。王莹按照舞台经验饰演角色，表演过火，失败了。

　　王莹痛定思痛，第二部反映“铁板租”压榨农民的《铁板红泪录》，第三部以抗日为主题的《同仇》，大获成功。王莹一跃成为舞台和银幕双栖明星。

　　这些影片，不只是表演上的成功，更在题材上贴近现实、反映生活，脱离了早期中国电影单纯娱乐、低级媚俗的趣味。

　　王莹成了明星。她演戏剧、演电影、写文章，各方面成绩突出。但她没有“飘”，一直保持着正直、低调的作风，深得同志和朋友尊重，对她的正面评价很多。但任何时候，做“名女人”都难，总免不了有许多无事生非的言论纠缠。

　　面对才貌双全的王莹196体育平台，许多男青年发起了猛烈追求。其中有南洋富家子，有成名青年作家，有好友介绍的亲戚。王莹一概拒绝。

　　王莹屡次接到这类通知，每次都婉拒。有一次，南京来了一个中枢大佬，老板要求所有明星去陪跳舞。为了不让王莹推脱，专门给她下了一份通知。王莹推辞不过，只好在宴会后前往。她换上一身粗布蓝旗袍，不施粉黛，来到舞厅，坐在角落里，一言不发，目不斜视。见此情形，很不高兴，却无可奈何。

　　她用自己这两年攒下的几百元钱，定下行期，买好船票，翩然远去。她在跟好友谈到留学的初衷时说：“我有着一个孤傲的个性，以为仅仅是以作一个‘明星’来满足一般陌生人的好奇，是对自己的重大侮辱，我应该努力多做出一些成绩才对。”

　　她来到东京，先补习日语，再升入东京大学，学习音乐、戏剧和写作。她在给好友的信中记述她忙碌的日常：“生活完全换了样了，整天地在忙里度着日子，早晨六点钟便要起来，六点四十分左右，便从寄宿处走到电车站，换乘三部电车，再走一刻钟，才能到达补习学校，要一小时的时间哩。下午十二点下课，赶着回来，忙着洗刷屋里、煮饭一些琐碎的事情。一有空闲便捧着抄本读，可宝贵的时间哟！晚间六点，又要赶着进另一个补习学校了，夜间十一点才能归来，整天地，忙着，忙着……”

　　国内一份小报登文章，光看题目就知道其猥琐：《王莹在东京接到情书，每天二十余封……》，说“有许多日本的少爷公子、无聊文人写信给她”。

　　每逢周末，别的留学生都热衷于郊游，王莹却利用这难得的空暇，去丙等电影院，只花5角票价，就可以看连看三部电影。

　　国内媒体的八卦固然可憎，日本媒体更是包藏祸心。日本电影界屡次派人找到王莹，开出巨额报酬，或给予优厚奖学金，条件是要王莹参拍影片，宣传“日中友善”。这时正是九一八之后，华北危急之际，王莹毫不犹豫，坚决拒绝。

　　未能得逞的日本媒体开始抹黑王莹，说她“跟日本合拍电影”、“接受日本政府津贴”。谣言造得有鼻子有眼儿，连国内一些人都相信了。

　　这时袁殊站出来为王莹澄清。袁殊留学日本回国后，写文章报道王莹在日本的真实状况：“王莹在日本，日常的生活很有规律，很能刻苦耐劳。她在那边租了间小房子，做饭啦，洗衣啦，打扫屋子啦，以及其他的琐散家事，统统都由她自己一手包办的。同时王莹小姐也很节俭，一直也没有像其他留学生那样奢侈。我去看过她多次，有一回还看见她正饮着薄粥呢。上海所传的王莹跟日本影片公司拍剧，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的，全是那些留学生追求不到王莹小姐而撒的中伤她的谣言。”

　　种种干扰，让王莹在日本呆不下去了。著名导演史东山了解到王莹的处境，专程去日本，邀请王莹回国，主演他导演的影片《人之初》。王莹重回上海演艺圈。

　　王莹与金山相恋了。金山是著名演员，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——金山被誉为“话剧皇帝”，感情经历很丰富196体育全站，而王莹为人低调单纯。笔者猜测，这可能是他们最终分手的根本原因。

　　他们都加入了“业余剧人协会”。被称为剧社“四大台柱”的，还有赵丹和蓝姓女演员。蓝姓女演员才来上海时，人生地不熟，王莹经常带她出来同朋友们交往，二人关系尚好。1936年，为争演《赛金花》女主角，闹得很不愉快。

　　上一篇袁殊的故事中讲到，袁殊与组织失掉联系，曾找夏衍帮忙传递信件，夏衍把袁殊的信转给了蔡叔厚，蔡把袁殊的关系交给了苏军情报局。不久发生“怪西人案”，袁殊被捕，势必牵连夏衍。夏衍为了躲避追捕，隐姓埋名，藏了好几个月。这期间，他创作了话剧剧本——《赛金花》。

　　夏衍的创作初衷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何梅协定和冀东事件连续发生，实行‘叩头外交’，再碰上在报上看到赛金花晚年潦倒的新闻，于是想用‘赛金花’这个题材，讽刺当局的屈辱外交。”

　　业余剧人协会拿到剧本，决定立即排演。男主角李鸿章，金山和赵丹都有意主演，并向夏衍表示一定能演好。女主角赛金花，王莹和蓝姓女演员争演，也各有支持者和反对者。

　　剧社一时不知道如何办是好，于是征求夏衍的意见。夏衍一看两边都是熟人，抹不开情面，出了一个“和稀泥”的主意：都主演，分为A组（金山、王莹）和B组（赵丹、蓝姓女演员）。

　　这并没能解决问题，反而矛盾激化。剧社公布角色安排的会上，当蓝姓女演员听到自己是王莹的B角时，脸色煞白，嘴唇颤抖，猛地站起身，摔门而去。

　　王莹不想看到剧社内部起纷争，愿意让出A角。不少支持王莹的人反对她这样做。有人甚至宣布：如果不是王莹饰演主角，我宁愿退出剧社，不演了！

　　纷争导致。1936年10月，金山、王莹等人退出业余剧社，另外组建“四十年代剧社”，加紧排演《赛金花》。

　　新剧社拉走了不少人，留在“业余剧社”的演职员们，对“分家”行为很不满。11月15日，业余剧社召开记者招待会，公开了争演角色的内情，想争取同情和支持。

　　可惜，已无可挽回。4天后，11月19日，《赛金花》由四十年代剧社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演，一时引起轰动。剧社每天演两场，连演了一个月，场场爆满。

　　蓝姓女演员在这场争演纠纷中完全失败。各个媒体还对此“公案”大加炒作，一时众论纷纭，上海滩尽人皆知。之后，业余剧社排演了几个剧目，虽然也很精彩，但因服装、布景、场租等方面投入过大，反倒亏空了几百元，真是雪上加霜。

　　次年2月，“四十年代剧社”移师南京演出，同样观众如云，盛况空前。梅兰芳正在南京演出京剧《宇宙锋》，两个剧场隔街相邻，票房被《赛金花》分流。王莹为表达对梅兰芳的敬意，送去花篮。次日，梅兰芳回送王莹花篮，互祝演出成功。二人从此结下深厚友谊。

　　《赛金花》这出戏戳中了的痛处。主管文化的张道藩带领一帮特务打手，蓄意在剧场里，喝倒彩、扔垃圾，把王莹吓哭了。客串小角色的关露勇敢地上前安慰王莹——故事都连起来啦。